[스크랩] 白鹿洞书院的隐逸精神

白鹿洞书院的隐逸精神

 

吴国富 （九江学院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所）

 

北宋初期，几个比较著名的书院都建设在山林闲旷之地，如吕祖谦《鹿洞书院记》说：“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1】在北宋初期，教育风气还比较质朴，潜心于学习的人也比较多，书院教育的独特作用不算明显。随着宋朝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对文人士子的笼络，人们热衷于把学问当作一种敲门砖，用它谋取功名富贵，便逐渐淡忘了学问本身的意义。这种情况到了南宋，自然是有增无减，所以朱熹在《白鹿洞规》中不无感叹地说，古代的圣贤教人为学，其用意在于“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而不是光是背诵一些对付考试所用的东西，也不是做一些哗众取宠的辞章，获得声名，谋取荣华富贵。然而“今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功利教育固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弊端也特别大。朱熹既然看到了这种弊端，就必须在创办白鹿洞书院的时候努力消除这种不良风气对学生的影响，以书院教育弥补科举制度的缺陷，消除功利性教育带来的弊端。朱熹之所以选择白鹿洞这个地方，也就具有反对功利性教育的意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白鹿洞书院离南康军以及九江府都比较远，附近没有较大的集市，交通不便，又处于五老峰下一个非常幽邃的地方，虽然以往也有建筑，但荒废已久，按理说从书院基本建设到管理以及学员的生活方面都有很多的不便。然而朱熹却决心在此建设书院，其用意按照吕祖谦的说法，就是“甘受和，白受采”，意为甘美的的东西容易调味，洁白的东西容易着色，而在清心寡欲的状态下，空白的大脑中容易接纳文化知识，思考人事哲理。正如明朝胡俨《重建书院记》所云：“白鹿洞在南康庐山之阳，五老峰之下，山川环合，林谷幽邃，远人事而绝尘氛，足以怡情适兴，养性读书，宜乎君子之所栖托，士大夫之所讲学焉。”这话很有道理，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接受能力比一个中老年人强得多，原因之一就是他心地空明。这一点，恰好可以和白鹿洞的最早开辟者李渤联系起来，因为李渤也是一个隐居读书的典范，而且后来又曾任江州刺史，桂州刺史等，颇有惠政。先隐居读书，读好书，然后出仕，大有用于天下，这就是朱熹教育士子的根本目的。这种目的，使白鹿洞书院的教育染上了浓厚的隐逸色彩。从外人的眼光来看，在这里生活，也就等于隐居，学习的过程几乎就是一个隐逸的过程，而学成后最终要出去。朱熹提倡的这种隐逸读书精神，贯穿在后来的白鹿洞书院教育中。如彭时《重修书院记》说白鹿洞这个地方，“缭以垣墙，树以松竹，深邃清旷，诚于读书养性为宜。”而读书人到了这个地方，就要暂时忘掉科举应试的目的，“诚以学校课试遵时制，士未免乎科举之习，书院教养崇古法，自可专于性命道德之学也。夫科举之兴盛，则外重内轻，趋浮华而忘本实者有矣。”他认为在一般学校中追逐科举，心态浮躁，不是士子的过错，而是应试教育引导的结果。但到了白鹿洞，既然官方提供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场所，大家就应该养性读书，专注于“性命道德之学”。主洞蔡宗兖也教导说，在这里“深谷足以静虑，澄溪足以洗心，郡伯馆谷足资以养善”（《谕士》），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好好读书？主洞李应升在《洞规》中则更加具体地描述了这种情况：狭邪之游，此中绝少，饮博之习，似亦无多。惟是分金块肉，微利所归，动辄鼓唇，居间往来说合。肺肠一秽，荆棘丛生。诸士既有志洞中，其以清心听水观山，沉思默想，泉声松韵，点点文心，白石寒云，头头是道。毋以米盐鸡彘扰清夜之魂，毋以簧舌笔刀张白日之械。 白鹿洞书院中没有风花雪月的场所，想要出去也不容易；在这里赌博也是严厉禁止的，而且因为条件所限，酗酒的机会也很少。李应升对此表示满意，但还是恐怕大家在领取膏火费以及伙食补贴等小问题上纠缠不已，妨碍了读书的心境，因此极力要求学生静下心来，面对松风泉韵，沉浸在学问的思考和钻研之中。有人认为，古代人把学生放在书院中，目的就是让他们存心养性，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禁欲，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如果只是禁欲，那何不把他们送到佛寺、道观里？而且，学生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子弟，根本谈不上骄奢淫逸，要禁欲也该先禁那些达官贵人，书院的教育者缘何偏偏跟这些穷苦的学生过不去？白鹿洞书院的隐逸精神，不仅体现在学习环境上，也体现在教学内容上。白鹿洞的主讲教师，对读书人反复训导，要求他们超越名利之关，进入忘却名利的读书之境。如王畿《重修书院记》：予惟晦庵守南康时，象山开讲洞中，因学者事诵说，亟进取，而忘其为学之本，乃发明义利之辨，以决君子、小人之所志，一时闻之有泣下者，至今传以为盛。公之所以作兴如此，其至诸生无能仰承，犹屑屑然不出于诵读、进取之间，岂在上者之教使然哉？就对朱熹邀请陆九渊讲学的用意作了阐述。陆九渊的讲学内容，主旨就是义利之辨，这一内容被后来的白鹿洞书院奉为经典。许子伟《喻义亭朱陆同然记》也说，孔孟之时，风气淳朴，人们能够沉浸于学问，而到朱熹、陆九渊之时，天下风气已经不好了，现在离朱、陆生活的时代又远，风气就更不好了，因此来学者的第一要务，就是反复思量“富贵功名之习”是否已经深入骨髓，要求他们努力荡涤心性，学习道德文章。这种观点，带有复古的偏见，但总体上仍然与朱熹的观点一致。古代人喜欢谈论复古，以为当下的社会环境不好；我们现代人恰恰相反，以为当下的东西太好，古代的东西，都是文物了，看看可以，用起来没有任何价值。其实，无论古今，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潜心读书、努力探求真理的人，现代社会更是如此，为什么我们就不肯认真学习古人的好经验呢？张元祯《重修书院记》也说，每次书院兴复，都会吸引不少人来就学，但其中不免有很多好名者，也有很多人抱着侥幸心理，希望能够在这里得到意外的机会，因此“学于此，宜净涤名利之心，力超名利之关，不如是，则不惟晦吾道，其负正学而玷此地也甚矣，胡为乎来哉？”不能荡涤名利之心，就干脆不要来。在《布衣章潢为学次第》中，也有一条是“反而思之，平日志气，果专在求仁，不以纷华美丽荡心，不以科名得失动念，不以人言毁誉动情否乎？”这些表述，总体精神与朱熹、陆九渊是一致的，也带有浓厚的隐逸色彩。 为了帮助读书人养性，白鹿洞书院置办学田，将收来的租金粮食用于书院，为学生免费提供食宿与膏火【2】。张元祯《洞学田记》：“夫士之藉田以养，道之藉士以兴，其义一也。”不能让学生饿着肚子去修心养性，学田就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也有一些贫困学生，可能不是为了乐意读书，而是到这里来蹭饭的，为此历任洞主也反复申明，强调要剔除这一类人，否则就失去白鹿洞书院开设的意义了。张位《白鹿洞重修庙宇记》说：“居斯，游斯，倘不为性命真切之求，经纶实务之讲，师者徇名而赴，士者为糈而来，又何以异于竞进奔荣者之为耶？”就表达了这一意思。 “义利之辨”是理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书院将此作为教育内容，其根本目的是让士子学成后成为考虑国计民生的国家栋梁，而不是成为专谋私利的鄙琐小人。但是，白鹿洞书院在学生入学之初就反复开示这一点，其最直接的目的还是要让学生像隐士一样超然于利益之上，进入潜心读书的境界。一般人往往觉得隐逸就是躲藏在深山老林里，这是一种已经过时的社会现象，而现代人是做不到的。而到白鹿洞书院读书的人，最终还要返回社会，如此提倡隐逸精神似乎也没有必要。但是，仔细思量古人对此的阐述，却并非如此简单。朱熹认为，读书的根本目的，是学习道理，学习知识。《白鹿洞规》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说到底，读书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文明积累下来的成果，让人更加聪明睿智，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而在功利教育的情况下，这种目的却往往难以达到。白鹿洞书院的教育者认为，养性读书，能让人挣脱眼前名利的局限，感悟到更加深邃的道理，这一点是应试教育难以做到的，就像我们学习数学，如果时刻思考每个数学定理能够给人带来什么好处，又能学到什么知识？邵宝《独对亭记》云： 五老之对，固其所哉。君子观其进退语默，从容暇豫，既得公之静矣，则其化远功深，表仪流泽，与孔子无穷。 深邃的道理，往往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不能马上变成人民币，但是，它却能在长时间内、广阔的空间内、潜在的层面上，发挥它的巨大作用。一部《论语》学了几千年，到现在还是很红火，学了它之后，除了赚几个讲课费，能有什么用呢？可是，宋朝的赵普用半部《论语》治理天下，东南亚一带的企业家用它来经商，都很有用，谁说没有用处？ 而这种深邃的道理，不潜心去领悟，是根本无法掌握的。 知识也能让人避免琐屑，眼界更加开阔，如李梦阳《六合亭记》说： 古今登泰山者多矣，何独孔子登而小天下哉？譬诸以量受物，视其巨细为容。诚非其人也，登之而见五老、彭蠡在前，不骇焉而眩者亦鲜矣，矧能有上下四方？不能有上下四方，矧能曰“小天下”？实际上，也只有真读书，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器。《主洞胡居仁规训》说：“今学者诚能存养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则天性自全，圣人可学而至矣。”只有真读书，才具有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而专取科名，则未必如此。如《主洞汤来贺学规》：“世俗读书，其高者不过认真举业，未敦实学，他年纵掇巍科，而《六经》、《二十一史》茫然不知为何物，则平日不潜心之过也。又安能通达时务，济世而安民哉。”宋朝有人把一部《四书章句》，足足有二十来万字，能够全部背出来，可那只是为了科举；学完之后，除了考试厉害，就没有别的能耐了；其病因就在于读书时满脑子都是功名利禄。如果心中只有自己的私利，则与私利无关的道理和事物都成为视野中的盲点，如同在自己身边筑了一道围墙，画地为牢，既看不到围墙外的世界，也弄不清围墙外的道理，更不知道如何处理围墙外的社会事务。养性读书，关键是敬重知识，诚心学习，然后才能明理。唐龙《大意亭记》说“君子由学而之敬，由敬而之诚，之明。敬以主之，明以照之，诚以要之。夫然后道之大意，触之于物，得之于目，契之于心，又奚惑焉！”这就对养性以读书并获得真理作了高度的概括。古人读书，通常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但实际上读书摆脱不了个人的功利。白鹿洞的教育者实际上也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就是为了自己读书，依然需要潜心。只有真读书才能真正拥有知识，真正让知识起到为自己服务的作用，否则知识对人们也没有帮助。朱资《钓台记》说： 夫所谓巨鱼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传之心法乎？吾将垂仁、智、勇以钓之，其竿则《九经》、达道、达德之竿也，其饵则王天下、建百世、质鬼神之饵也，其纶则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论也。持其竿，揭其纶，厚其饵，巨鱼在我矣。然必优而游之，使自求之；涵而泳之，不计功于旦夕，不取必于锱铢，是之谓有所钓也，而亦无所钓也。其视役志于富贵功名者，将随得而随失矣，何以异于罟者得鱼，即以市人之谓哉？如果把他所讲的圣人之理替换为个人所获得的利益，就可以把读书看成是一种投资与回报的关系。如果潜心于知识，则可以真正拥有知识，知识反过来又让学习者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但如果将知识作为敲门砖，则随得随失，既不能真正得到知识，后来也就无法通过知识获得更多的回报。如果把读书当作一种投资，则潜心读书是大投资，而不能潜心是小投资，甚至是没有投资。《提学朱廷益谕来学诸生》说“最下者溺心富贵，以至于白首而不知悟，语之学问，漠然若不相关，所以视圣人为不可几，而曰吾将以科举毕吾事也”。这是很可悲的。其实，把知识当作敲门砖，获得富贵，这只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存在的现象。如果社会发展了，经济发达了，更多的经济成分就属于知识经济，经济利益是与知识的程度密切相关的。同样，在我国，一度兴起的文凭热也渐渐消退，读书——文凭——赚钱的简单模式已经不适用了，拥有同样一张文凭，却因为个人所获得知识的多少具有不等的价值。可以说，在未来社会里，更需要真读书的人，而真读书是需要潜心精神，也就是古代人的隐逸精神的。古代人通过科举，谋取一官半职，然后发财致富，这种目标的实现，归根到底要依赖于封建制度的存在。封建制度是靠掠夺、盘剥社会财富的方式存在的，而不是靠服务于天下苍生的方式存在的，虽然他们也会为老百姓做些好事。然而，在现代社会里，靠掠夺他人财富的方式肯定是难以生存下去的，靠服务于他人的方式谋生，才是现代人最根本的生存方式。知识掌握得越多，懂得道理越多，就越善于为他人服务；反之亦然。如此看来，现代人潜心读书就更有必要了，回过头一看，倒是古代人没有这种迫切需要了。古代人当官，种田，都比现在简单，而现在各行各业都需要相当深厚的知识积累，否则就做不好。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白鹿洞书院教育的内容，带有浓厚的理学色彩，具有它的局限性，它对各种学科重视不够，显得有些空洞；而过分强调超越利益，也显得绝对化，在当时就很难做到，何况是现代。但如果能够做到去伪存真，创造性吸收它的合理成分，则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我们可以把书院在山林的教育当作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呆板的形式，将它融入到高校教育中，让学生们在学校读书期间，大部分时间用于潜心读书，尽可能获取更多的知识，以便将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也让个人获得社会更多的回报。可能有人会觉得在学校潜心读书的人是书呆子，没有什么用处，但反过来说，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即使完全不读书，百分之百去关心社会，他又有多大能力？没有充分的知识基础，将来他又如何更好地关心社会？事实上，在未来社会中，促动社会进步的主流应当是知识阶层，而不是不读书的阶层。因此，我们充分合理地吸收白鹿洞书院的隐逸精神，提倡在学校中潜心读书，目的也是为了让学生对社会、对自身更加有利，而非其他。

 

출처 : 한국서원이야기

글쓴이 : 박성진 원글보기

메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