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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院教育的现代启示

 

九江学院 李宁宁

 

一、

从书院到学堂——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 古代的书院教育对于今天的读书人来讲，似乎显得太遥远了。我们几乎已无法想象，在一个个非常僻静幽深的山林，一群群追随在精神导师身后的儒生们，围聚在孔子圣像前，专心研读儒家经典的那种情形了。二十世纪初发生的两件改变中国教育以及改变读书人命运的大事，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一个是1901年清政府接受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会奏，正式下令全国的书院一律改为学堂。一个是1905年取消科举取士。一百多年来，尽管也有曾各级各类的教育和文化革命，但都没有动摇过学校教育这个基本格局。我们甚至无法想像可以有超越学校教育之外的教育形制的存在。 而书院教育和科举体制，这俩个曾经延续了一千多年并及具中国特色的教育和选官体制，所以在二十世纪内忧外患和变法图强的时代洪流中，被迅速地连根拔除，恐怕都与当时社会的普遍的共识有关。就像人们曾经认为书院和科举是所有儒生的必由之路一样，在清末屡战屡败、国难当头的现实面前，人们则一致地认定，书院教育和科举所崇尚的只是一些空泛腐朽、误国误民的不实之学，与世无补，与人有害，是造成当下中国积贫积弱，乃至于亡国亡种的主要祸根。鲁迅的小说《孔乙己》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旧式知识分子的窘境和悲惨的处境。 “乃观中国一乡一邑，书院林立，所工者惟文章也，所求者乃科举也，而此外则别无所事……今日四邻日强，风气日变，泰西诸国出奇技淫巧以赚我钱，而我之八股五言曾不足邀彼一盼，试问制艺能御彼之轮船乎？曰，不能，能敌彼之枪炮乎？曰，不能也。自知不能而尚不亟思变通，是犹讳病忌医，必至不可救也。”——潘克先《中西书院文艺兼肄论》（1893年）应该说这番言论非常具有代表性。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内容，这种几乎是全盘西化的洋务教育，是光绪变法维新中的关注焦点。甲午战争以后，人们普遍认为，“时局日危，只有兴学育才为救危之法”，而“整顿书院尤刻不容缓”。但是怎么变？人们首先把矛头直指书院教育中儒家的思想道德体系和不切实际的教学内容。“庚子之乱之后中国已是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人们论证现实世界和社会理念合理性的知识基础似乎已逐渐转换为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现代科学知识。”但骨子里仍然从中国经世致用的价值理念出发把西学看成是实学。尽管有识之士明确地指出，这种崇洋的实用主义往往是“袭其皮毛，忽其政本之大法” （梁启超语）但却无法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和冷静的思考，这是无法逆转的社会的主流意识和大趋势。 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96—1898）是书院改革的高潮，当时的各种书院改革方案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是要求变通章程整顿书院； 二是要创建新型的实学书院 三是直接该改书院为学堂。 应该说前两种方案，是想基本保留书院的体制，要点在变革课程设置，增加一些算学、天文、地舆、农务、兵事等有用之学。而第三种方案就是彻底改制、把书院之制改为学校之制。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庭发布上谕，限令两个月内，将全国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但这个戊戌书院改制的圣旨，就像短命的百日维新一样，只存在了短短的两个多月。 九月三十号，西太后下懿旨，一切恢复旧制：“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份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过如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定须更改。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 但是、事过三年以后（1901年），清政府再次下达书院改制上谕，其基本的精神与光绪的旨意相同，由此可见，书院改学堂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应该指出， 世纪初进行的由书院向学堂的现代转换，不是简单的转换名称和改变学制的问题，而是面临两个革命性的变革。即由传统向现代，由中国体制向西方体制的根本性的转变。应该说这是经历革命性的巨变，像世纪初的王国维所深切意识到的，那种遭遇三千年未遇之格局的深切忧虑和裂痛。其次，这种革命性的变革，又是在一个“内忧外患、急功近利”的时代语境中展开的，因此，非常强大的各种外在的力量的社会需求，往往会影响乃至左右教育变革个方向和途径。往往会造成对教育规律本身的忽视和僭越。而这一点一百年后的今天，似乎看的比较清楚。

 

二、

白鹿洞书院与古代书院的形制 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这场变革为社么会发生？书院教育为社么如此不堪一击地淡出我们的视线?同时，为社么今天的许多读书人仍然对书院教育有如此痴情的缅想和感怀。（钱理群 在《我的教师梦》一书中谈到了他的书院教育梦）。我想，有必要结合白鹿洞书院的情况，介绍一下古代的书院教育、它的基本形制以及与学校教育的不同点在哪里？ 首先，关于古代书院的形制 传统的观点认为唐玄宗时代的“丽正”“集贤”书院是最早使用“书院”这个名称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建于唐代初年的湖南光石山书院是最早的民间书院。不过，书院起于官方的藏书、教书之所和私人聚徒讲学之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书院的主要功能一般主要包括藏书、讲学、祭祀三方面的功能。藏书功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书院的兴起与隋唐时雕版印书的大量出现，民间藏书量的不断增加有关。这不仅解决了知识传播的载体问题，也促进了求知方式的重要变化。由过去教师教学“皆用口授”向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视简而诵”的教育方式转变。也就是说书籍的大量出现，使得书院教育成为可能。书院的藏书功能后来扩展为校书、刻书、传书等事业，有的演化为书局，有的演化为藏书楼馆。讲学功能：书院的讲学主要以学为主。以学生的自主读书为主，伴之以教师的升堂讲说。师生间的质疑问答、学生间的互相切磋是教学的主要形式。其中还包括那种“负笈追师，不辞万里”的游学活动。祭祀功能：祭祀既是书院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方法，同时还是书院学术倾向的重要标识。祭祀在古代社会是国家之“大政”，而祭祀与学校教育结合是古代学校教育的重要特色。而围绕祭祀活动，学习展礼、演礼也是书院教育不可忽视的内容。当然，古代儒生还要学习日常生活中洒扫、应对、进退等各种礼仪。那么，书院比照学校教育，比较突出的有这样几方面；有学者提出“私学传统”“自由学风”和“通才教育”是书院突出的优点（郭树森、隆迪用《传统书院与现代教育》2003）也有学者认为，书院教育作为古代高等教育的典范，对我国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陈桃兰《书院教育特色及其对研究生培养的启示》2005） 而著名的书院史研究专家李才栋教授认为书院教育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1、拥有办学的自主权。2、比较注意学生的主动性的学习。3、比较注意修德4、书院由德高望重的名师主持5、书院讲究学问，并有一定的学术自由。（李才栋《关于书院史研究的若干问题》2003） 其次，关于白鹿洞书院的历史地位 1、“天下书院之首” 这是清代学者王昶在其编撰的《天下书院总志》中的评价。尽管谁是“天下书院之首”这个问题，在学术上还有一些争论，特别是有些书院都想争这个名头，我们姑且暂不予论，但是作为古代著名书院，白鹿洞书院与岳麓、嵩阳、睢阳（应天府）并成为宋代四大书院恐怕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 应该说古代书院的声望与影响，与当时能否得到皇帝的赐匾赐书这种宠幸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有人提出“从得到皇上褒表赐书、赐额而成为真正书院的先后而论，白鹿洞书院也堪称天下书院之首” 白鹿洞书院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赐九经， 嵩阳书院于宋太宗太平至道二年（996）赐额和印本九经， 岳麓书院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赐额和九经， 石鼓书院于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赐额。以上只是一个小的例证。 2、朱熹与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庐山国学，是南唐李氏朝廷的国学，不是书院。但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影响不大。白鹿洞书院最风光的时间是南宋朱熹的复兴，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办学及确立的书院教育模式，影响而后七百多年。故后人称其为“朱子杏坛”，特别是宋代几位理学大师都因为朱熹的原因，与白鹿洞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吕祖谦为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撰写了《白鹿洞书院记》，朱熹的论敌陆九渊应朱熹之邀在此讲学，主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刻有《白鹿洞书堂讲义》传世。成为一段影响甚广的佳话。 3、《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影响 《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对中国书院教育的一大贡献。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室欲、迁善改过”，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的基本观点，是采用儒学经典中的名言警句，汇集成简明又具有纲领性的教育章程。 《白鹿洞书院揭示》突出了书院教育的三个根本目标：首先是道德人伦的教化，这是书院教育的根本方针;其次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这是的书院教育的培养规格；再次是知行合一的学习理念，这是学习的方法和途径。淳佑元年（1241）宋理宗赵昀视察太学时亲自书写《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太学生。随后转抄各地，成为御颁的书院乃至学校办学的指导方针。

 

三、

古代书院教育的几点启示 为了进一步考量书院与现代学校教育的，理性地审视书院教育对于现代高等教育的借鉴意义，有必要看看世纪初对书院与现代学校教育的反思。 1、胡适的观点：他认为要办好高等教育应注重自由研究与自修。而书院是最能体现学生的自由研究与自主学习的精神的。他在《我们对学生的希望》一文中指出，“灌入的知识学问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真正可靠的学问都是从自修得来的，自修的能力是求学问的唯一条件”本着这种自由学校与自主学习的理念，胡适甚至认为，“把一千多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了”（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1924） 2、毛泽东的观点：1921年毛泽东曾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对古代书院和学校教育，有过非常精辟的一分为二的分析，“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毁，也各有其誉”学校“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人性，庸懦的随俗沉浮，高才的相与裹足。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毛泽东.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1921年8月). 毛泽东网, http://mao1893.net）而与胡适不同的是，一个是精英教育的理念，一个是平民主义的教育理念。但对书院教育却都由衷地赞赏。 3、陈平原的观点：如何发挥传统书院的功能起码有三点可以考虑：从大学教育体制来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和民间学会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从教育理念来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所有这些都应该是书院留给我们的遗产。（陈平原. 中国大学百年. 凤凰卫视. 世纪大讲堂（历史卷）.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 应该说，自废除书院教育以来，就一直有许多学者和教育改革家们，针对学校教育存在的诸种弊端，提出过恢复书院教育和书院教育方式的想法，但往往只是个人的呼吁而已。传统的书院教育和管理体制,由于其依托的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标准，在现代西方现代学校观念和科学技术体制的冲击下,似乎从根本上失去了完成现代改造和转型的合法性,从而在根本上阻止了传统的书院向现代大学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可能。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便成为一个时代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书院教育就成为一份不可多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从而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教育启示。 启示之一：在教与学这两个教育要素中如何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学习为本 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做“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的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但事实上这种冒似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是令人存疑的。这里的学生往往只是一个类的抽象，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有差异的、独立的个体。实际上我们现有的班级课堂教育，是无法真正做到针对每一个有差异的学习个体，我们更难以做到以学生的学习本位出发，设计每一个学生的培养方案。所以，包括现在的评估指标体系，重点也是在“教”这个系统的考量。而从这个意义说，现代高等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恐怕都与教育重心的偏差有关。 长期以来，在实用功利主义教育渐趋主导的大背景下，高校的职业化诉求越来越强。特别是在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式向大众化转型的过程中,现代高等教育全面育人目标的弱化日益突出,教书不育人的现象令人担忧。 一方面，由于现代学校教育偏重单向的学科知识的讲授，容易造成学生形成被动和简单记忆知识的学习惰性，从而导致学习效果上的重知识而轻素养；另一方面，由于教师队伍纯职业化行为的日趋普遍，造成教师人格化育和精神感召力的缺乏，导致教育过程的重智育而轻德育；同样，由于单一的课堂教育和比较松散的师生关系，造成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疏离，进而导致教育实践中的重过程而轻内涵。而现代教育管理中的层级体制和行政本位，教育投入中的经济考量与效益优先，以及教育评价中的学历主导和形式主义，都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现代的学校教育在教育的体制、机制和方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而对书院教育充满向往。 启示之二：道德教育何为？我们常说 “德育为先” “育人为本”，学校教育如何将学生的精神成长、道德修为、个性品质，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这一方面，书院教育的道德本为是非常突出也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它有一整套的教育形制和落实在日常礼仪细节中的道德教化。书院教育中的道德训示是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而我们现在的学校道德教育的形式主义、道德教育的效率弱化，教师中教书不育人的现象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当然，对青年学子的道德化育，是需要全社会共同担当的，同样，书院教育所处的社会、文化及制度环境，与今天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学校要承担道德引领和道德化育的社会责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 以白鹿洞书院为代表的传统书院教育的特征，应该说主要体现于以育人为目标，以培养君子人格为理想的教育规范，强调身心双修，格物致知。朱熹说“君子，成德之名”，而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出的“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教条，正是把对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化为言简意赅但又指导明确的日常行为准则，这种突出“知行并重”，强调“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这种由外入内、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学习规程，以及这种自强不息、刚健不懈的笃行精神，无疑是至今为止各类教育形式都应该遵循和提倡的读书问学之道。学生们也只有把这些问学修身之道紧密结合，不畏艰辛，持之以恒，才可能形成良好的素质，成为有用的人才。 而现代教育管理中的行政体制和官本位，教育投入中的经济考量与效益优先，以及教育评价中的学历主导和形式主义，都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现代的学校教育在教育的体制、机制和方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而全面育人与德育教育成效的低下是非常突出的。需要提出的是，古代书院的“德育为本”的教育理念与现代个性为本的教育理念，似乎存在矛盾和对立。但是，现代教育所强调的，对受教育者的个性塑造，如果失去道德教育的引领，就会容易陷入单纯个人主义的价值误区和个性误区，造成。同样，德育为本的教育理念，如果失去个性化的内涵和因素的重视，也会造成僵化的道德说教偏差。而书院教育在重视德育教化的同时与强调个性化的学理探讨，对今天的高等教育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事实上，我们一直有非常投入的德育教育的传统。而学校的德育如何克服外在的道德说教，真正内化为学生身心成长的价值规范，确是困扰学校德育的现实课题。而这一点传统书院教育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一方面，书院教育的道德本为是非常突出也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它有一整套的教育形制和落实在日常礼仪细节中的道德教化。而这种道德训示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成为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再比如祭祀活动既是书院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方法，同时还是书院学术倾向的重要标识。祭祀在古代社会是国家之“大政”，而祭祀与学校教育结合是古代学校教育的重要特色。而围绕祭祀活动，学习展礼、演礼也是古代儒生道德养成的重要方面。 启示之三、书院教育管理体制如何融入现代大学教育 杨叔子院士曾深刻地指出：“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必须具有一个很高的文化品位，构筑一个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文化生态环境，形成朝气蓬勃的浓厚的学术氛围，充满着求真的科学精神与求善的人文精神，教育人、启迪人、感染人、熏陶人、引导人，充满着对人的终极关怀，充分调动人的主体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滋育着优秀人才的成长” （杨叔子.《人文教育：现代大学之基--关于大学人文教育之我感与陋见》.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Vol.1）五十年代由著名学者钱穆、唐君毅创立的香港新亚书院，就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尽管新亚书院最终和其他两家书院合并组建了现在的香港中文大学，但书院的人文精神和教育理念却仍然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品牌和传统。同样，对与现代大学教育管理者来说，将书院文化和书院的教育体制融入现代大学教育和管理的格局，以弥补德育和学生个性、品质塑造的不足，已成为高校办学的积极尝试。2005年西安交大在本科生培养中试行书院制，以此作为大学生的文化社区和第二课堂。把“坚持以德为先，重视人格养成”作为育人的目标，提出“学问与人生合一，才是教育的高质量”。这是把书院教育作为一种富有时代特色、又与优良传统相衔接的校园文化形态。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华指出：“彭康书院、文治书院以及宗濂书院强调把课内课外教育结合起来，通过课外教育，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仪表仪态、行为方式方法、气质气度等综合能力，让大多数学生在书院中受到熏陶，在更大范围内让学生受到锻炼。”显然如何使现代大学教育和管理中真正形成“育人为本”的办学理念，改变以单纯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为目的的功利，是一个日显突出的社会问题。 结语 审视一百年前的书院教育，既非为复古也非为学术。而是深切地感到现代学校教育，存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上的诸多困扰。特别是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教育在育人上的诸多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因此，从书院教育的形制中思考和借鉴，充满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未尝不是一条变革的途径。当然，我们的教育不可能回到书院体制，但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征途中，我们应该向世界贡献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智慧的教育精神和教育成果，我想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

출처 : 한국서원이야기

글쓴이 : 박성진 원글보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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