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스크랩] 응천부서원(應天府書院)

 

應天府書院又稱睢陽書院，前身南都學舍，原址位於河南省商丘縣城南，由五代後晉楊愨所創，並列中國四大書院之一，在北宋時與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河南嵩山的嵩山書院並稱爲四大書院。

　　應天書院的前身是後晉時楊愨所辦的私學，後經其學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發展。l009年，宋真宗將該書院正式賜額爲“應天府書院”。宋仁宗時，又於l043年將應天書院這一府學改爲南京國子監，使之成爲北宋的最高學府之一，相當於現在的社會科學院。後該書院在曹誠等人尤其是應天知府、著名文學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擴展。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範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師在此任教，更是人才輩出，顯盛一時，後人還立有《範文正公講院碑記》以茲紀念。宋初書院多設於山林勝地，唯應天府書院設於繁華 鬧市，歷來人才輩出。靖康國難時(1126年)，金兵南侵，中原淪陷，應天府書院被毀，學子紛紛南遷，中國書院教育中心隨之南移，應天府書院沒落。歷朝雖有人曾重修書院，但未能成功，今天應天府書院只剩下殘存的建築，供人瞻仰。

歷史

 

概況

明正德六年應天書院遷往現址——城内中山東二街路北。現存有大成殿、明倫堂、月芽池等建築。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倫堂爲學堂。這兩座建築均爲歇山式建築。大成殿爲祭孔之地，明倫堂爲應試地。

2003年河南省政府批准應天書院在宋代原址附近進行修複，並被列爲河南省和商丘市的重點旅游工程項目，修複後的應天書院占地52畝，總投資1920萬元。工程委托河南大學古建築研究院設計，整個書院布局由南向北依次爲影壁、牌樓、大門及東西側門，前講堂及東西側門、明倫堂及東西配房、藏書樓及東西側門，饌堂、教官宅、崇聖殿、東西偏房、魁星樓及東西廊房。2004年2月應天書院修複工程開始一期工程建設。2005年底主體工程崇聖殿竣工，2006年應天書院的大門、圍牆、道路等工程完成。2007年10月1日正式對游客開放。2009年8月應天書院二期工程開建，景區規劃占地規劃爲121.6畝，總建築面積4116.8平方米，道路占地2523.4平方米，二期工程主要是講堂等複原工程。

 

 歷史沿革

　　公元前492年（周敬王二十八年）孔子周游列國至宋，習禮講學。

　　公元前475年，戰國初，墨家學派創始人墨翟爲宋國大夫，在宋興學。

　　公元前349年（周顯王二十年）孟子率徒數百人，車乘十乘，到宋國講學。莊周是戰國時期道家學派的主要代表，他也在這一帶活動。楚威王曾以重金聘請爲相，被他拒絕。莊周終生從事教育和著述，有《華南經》存世。

　　公元前206年，西漢梁孝王劉武在孔子講學處築“文雅台”紀念孔子講學。

　　公元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皇帝下詔辦學，商丘稱宋州，州學設置經學、醫學兩科。

 

　　公元936年－947年，虞城邑人楊愨在睢陽城内建“睢陽書院”，楊愨死後戚同文繼續執教，楊愨“力學勤志，不求聞達”，樂爲教育，在睢陽聚徒講學，受到趙直將軍的支持。楚丘人戚同文，從小雙孤，寄養在祖母的娘家。他聰慧過人，苦讀經書，後被楊愨收養，楊愨以妹相許。五代亂世，戚同文立志不仕，決心以德行感化鄉里，盼天下統一，故更名“同文”。戚同文繼承楊愨的教育事業後，仍受趙直將軍支持。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當年二月就開科考試，書院出進士八人。其後，書院人才輩出，名颺四海，有“七榜五十六”的美稱。其中宗度、許驤、陳象輿、袁象先、郭成範、董循、王礪、騰涉等皆踐台閣，因而戚同文成爲北宋初年著名教育家。

　　公元976年，戚同文卒，學校一度中斷。

　　公元1009年（真宗大中祥符二年），邑民富人曹誠，在戚同文舊學之地出資三百萬金，造舍一百五十間，聚書一千五百卷，並於次年聘戚同文之孫戚舜賓爲主持，太原博士任教務，建立了書院。“博延眾生，講習甚盛”，願以學舍入官，真宗皇帝大爲嘉歎，“面可其奏”，下詔表彰，端明殿學士盛度“文其記”，前參知政事陳堯佐“題其榜”，賜名“應天府書院”，《宋會要》里載有1009年農曆二月二十四日對書院賜額的這份詔書。從此，應天書院取得了官學地位。作爲宋代的地方官學，應天書院與曲阜文宣王廟建立較早，宋人有“州郡置學始此”之載。學院的基本課程是儒、道、墨家經典《詩》、《書》、《禮》、《易》、《樂》和《墨子》、《道德經》、《春秋》等，“博涉百家九流之說”。

　　公元1026年－1028年，公元1026年範仲淹因喪母守制商丘，受知府晏殊之聘，主持應天書院，直至1028年底。範仲淹主持應天書院期間，還教授《藝文》和《易經》兩門課。範仲淹在此留有眾多遺文，如《上執政書》、《南京書院題名記》、《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唐異詩序》等。其時，書院學生會按照不同專長而入讀各項分科，課程主張學以致用，提倡實地考察，即所謂“明體達用”。範仲淹說：“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於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在“經濟之才”的總要求下，還要培養專業人才。他主張選拔人才要德才兼備，且首先注意德。範仲淹“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肆業，敦勸徒眾，講習藝文，不出戶庭”。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學恭謹，以身先之，由此四方從學者輻輳。

　　公元1027年，書院學生王堯臣、趙鰖分别中得狀元和探花。範仲淹繼承戚同文“天下同文”之志，“以天下爲己任”，以“九河我吞，百穀我尊”“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的博大胸懷，爲北宋培養大批人才，如王堯臣、趙鰖、張方平、富弼、孫複、石介等。史載有“宋人以文學有聲於場屋者，多其所教也”。於是，“天下庠序，視此而興”。

　　公元1034年（景佑元年）應天書院改爲府學，官府撥學田十頃，充作學校經費。

　　公元1043年（慶曆三年）範仲淹參政“慶曆新政”，應天書院升爲南京國子監學，與東京（汴京）西京（洛陽）的國子監並列爲北宋最高學府。範仲淹提出“精貢擧、擇官長”等十項改革主張，改革當時教育系統，應天府先行實施改革，一改當時崇尚辭賦的浮淺學風，重經義、重時務、重實際。

　　公元1069年（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變法，書院實行“三舍法”改革學校制度。

 

　 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之變，金人南下。趙構建南宋於應天府，不久遷往臨安（今杭州），宋欽宗時書院遂毁於兵火，久廢近250年。其後，應天書院屢建屢廢，名稱也不斷更改。元初雖建有歸德府學堂和文廟，規模大減。

　　公元1502年（明朝弘治十五年），黄河泛濫，歸德府城淤積地下（今商丘古城南門外湖區），應天書院也隨之被埋（今古城南湖）。

　　公元1511年（正德六年），知州楊泰有在舊城北築新城。同年，知州周冕繼修，始告竣工，歸德府遷入新城（現商丘古城），應天書院也隨遷往城内（今中山東二街路北的歸德府學堂和文廟舊址一帶）。現存有明倫堂、大成殿、月芽池等建築。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牌位，爲祭孔之地；明倫堂爲學堂，是學子應試之地。

　　公元1531年（明嘉靖十年），明巡按御史蔡瑷將知州在商丘城西北隅建的社學改建，沿用舊名稱“應天書院”，但不久，宰相張居正於萬曆七年（公元1579）下令拆毁天下所有書院，應天書院沒能逃過此劫。

　　公元1601年（明萬曆二十九年），歸德知府鄭三俊建重建“範文正公講院”於歸德府學東，效法範仲淹的精神，親自執書講學，一時培養了許多傑出人才，諸如官至戶部尚書的侯恂，南京國子監祭酒侯恪，兵部侍郎葉廷桂、練國事等，皆爲鄭氏賞拔。他們頗有範仲淹剛正不阿，崇志向、尚氣節的精神，爲官多著清聲。“範文正公講院”又名“文正書院”。因範仲淹曾掌教應天府學，後人爲紀念其講學育士之功，故名範文正公講院。明代中後期睢陽沒於黄河，城址北遷，原講院故址已無存。

　　公元1651年（清顺治八年），侯方域撰有《重修書院碑記》。顺治十五年，符應琦重建講堂，集諸士而課之。

　　公元1674年（康熙十三年），知府閔子奇又修書院，請來名師執教，“下帷講學，有醇儒之風，學者翕然宗之”。

　　公元1701年（康熙四十年）書院改爲郡義學。

　　公元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知府陳錫格重修應天書院。

　　公元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廢科擧，興學校，詔令各省的書院改爲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的書院改爲中學堂，各州縣的書院改爲小學堂。1905年8月範文正公講院改爲“歸德府中學堂”（簡稱歸德中學），從此，“書院”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

草創

唐朝滅亡後，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分裂時期，官學遭受破壞、庠序失教，中原地區開始出現一批私人創辦書院，應天府書院由此而生。

書院歷史最早追溯到五代的後晉，楊愨在歸德軍將軍趙直扶助下聚眾講學，後來他的學生戚同文繼續辦學，應天府書院的前身就是當時歸德軍的南都學舍趙直為其築室聚徒。

北宋立國初期，急需人才，實行開科取士，睢陽學舍的生徒參加科舉考試，登第者達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遠千里而至宋州求學者絡繹不絕，出現了「遠近學者皆歸之」的盛況，睢陽學舍逐漸形成了一個學術文化交流與教育中心，但戚同文病逝後，學校一度關閉。

北宋盛世

宋真宗時，追念宋太祖應天順時，開創宋朝，1005年將其發跡之處宋州（今商丘）改名應天府。1008年，當地人曹誠「請以金三百萬建學於先生（楊愨）之廬」，在其舊址建築院捨150間，藏書1500卷，並願以學舍入官，並請令戚同文之孫戚舜賓主院，以曹誠為助教，經由應天府知府上報朝廷，受到宋真宗讚賞，翌年將該書院正式賜額為「應天府書院」。　

從此，這所書院得到官方承認，成為宋代較早的一所官學化書院。時人稱：「州郡置學始於此」，天下學校「視此而興」。1043年，宋仁宗下旨將應天書院改為南京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之一。後該書院經應天知府、文學家晏殊等人加以擴展。范仲淹曾受教於此，及後曾在書院任教，盛極一時，與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合稱中國四大書院。

應天府的辦學模式，令當地書院風氣大盛。李覯先在南城創辦了盱江書院，求學人數曾達1000多人；杜子野在宜黃興辦鹿岡書院，曾鞏在臨川辦起了興魯書院，並親自製訂校規並任教，還聘請歐陽修、王安石等名人教授生徒。

靖康國難

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侵，應天府書院毀於戰亂。同時也因南宋偏安，就讀於書院的文人、士子紛紛南遷，中國書院教育中心向南移，在南宋理學大盛日時，應天府書院已不如白鹿洞書院，未能扮演文化傳承角色。　

明朝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蔡璦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學改建，而沿用舊名，重建書院，但萬曆七年(1579)，宰相張居正下令拆毀天下書院，應天書院遂廢。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陳錫格又重修應天府書院，但為時不久，書院又廢。

 

應天書院的興衰

 北宋一代有四大書院，分別為應天書院、嵩陽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但四大書院中，應天書院卻有著自己獨到的地方：一是另三家皆遠世而居，地處偏遠，只應天書院建於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或說都市邊緣，追求讀書的寧靜，卻也不排斥社會熱點，一切行為的初衷皆直指社會，所以在其時，人氣頗旺；二是另三家書院主要是因理學學術中心的定位而存在，而應天書院所從事的教育內容更廣泛、更具有現實性，視野更為開闊，培養出來的學生能夠便捷地掌握濟世之道，得到朝廷的認可和器重；三是應天書院保留著濃厚的官辦特點，兩宋期間，只有應天書院得到了官方的整體承認，是四大書院中唯一被升入國子監的。

應天書院伴隨了北宋168年的政治生涯，對於北宋的政權鞏固、人才培養和教育普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一千年來的中華教育史上，其地位沒有能取而代之的。

北宋文化之所以造極於史冊，應天書院功不可沒。原抗日時期清華北大所在的西南聯大（今雲南師大），《田家炳教育書院記》碑也有“書院之制，……兩宋為盛，應天、嵩陽、嶽麓、白鹿遺跡至今猶令人想見當時風流。應天一院，尤為特別。蓋應天之建，仰給賢者曹誠所捐，此華夏百姓捐助大學可考之始。”

孫中山先生為他的辛亥革命資助者——南洋名紳戚翌家祠的撰聯，除了贊揚戚繼光之外，也把戚同文贊揚其中：“上聯：蔚和平景象振國是風聲發揚章貢英靈崆峒秀氣， 下聯：恢家族規模建民治基礎光大楚丘宏業閥閱宗功”（戚繼光字“章貢”；“楚丘宏業”，即指戚同文（楚丘人）的教育事業）。

應天書院在歷經了輝煌後，卻難以逃脫戰爭的劫難。宋欽宗時，金兵南侵，中原淪陷。一時間，瀰漫著書香的應天書院毀於戰亂。直至明朝嘉靖時，禦史蔡璦又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學改建，而沿用舊名。

明代有“文武百官半江西，小小商丘四尚書”之美稱。但為時不長，西元1579年（明萬曆七年）正月，張居正當政時下詔毀掉了全國書院約六十四處，應天書院亦未能逃過此劫。

張居正毀掉書院理由很簡單：反對空談，並且反對以講學為名牟利。

明朝有辦書院的傳統，到處開辦書院講學。各地書院最讓當局頭疼的是議論朝政。因此，明代圍繞書院問題多次發生激烈鬥爭。明代比宋代特別是北宋要專制得多，對書院也多次禁毀。西元1537年（嘉靖十六年）、1537年就曾下令毀掉書院。

在張居正時代，講學諸子中最著名的是江西人何心隱 (本名梁汝元)與福建人李贄。這兩位學者都是王陽明學說的傳人，先後在湖北孝感和麻城講學。他們學問精深，特別是李贄，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大思想家。這二位在講學中譏諷宋明理學，挑戰傳統社會秩序，評論當朝時事，被保守派視為“非聖無法”的異見分子。

早在西元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四十三歲的何心隱去北京訪友時曾見過張居正，當時三十五歲的張居正還是翰林學士，二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

張居正當政之後，何心隱和李贄在講學和著作中對張居正都有批評，尤其何心隱，更是直言不諱，指責張居正壓制思想自由，迫害“異端”，打擊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

當代學者侯外廬說何心隱是 “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戰士”，葛兆光則說何心隱 “肯定人的存在價值和生活意義”，各種版本的中國哲學史也對何心隱給予了很高評價。

西元1576年（萬曆四年），何心隱被通緝，罪名是聚集門徒，擾亂時政。

西元1579年（萬曆七年），何心隱被南安(江西大余)把總(低級軍官)朱心學抓獲，解往武漢，被湖廣(武漢地區)巡撫王之垣下令在監獄中用亂棍打死。何心隱在死之前對王之垣說：“公(你)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

李贄雖然曾經稱讚張居正是 “宰相之傑”，但也就何心隱之死撰文揭露張居正。李贄說，武昌數萬民眾看到街頭貼出的何心隱罪行告示，都為何心隱喊冤，這是人心所向。殺何心隱的人，是為了討好張居正，大家都知道是張居正授意地方逮捕和殺害了何心隱。

應天書院雖然被毀，但毀掉的只是書院本身，並沒有毀掉書院的精神。

清乾隆三十六年商丘中進士人數達170多人，占河南省當年進士總數的五分之一。

清乾隆十三年（西元１７４８年），知府陳錫格重修應天書院，但短暫的輝煌後又被廢止。

西元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廢科舉，興學校，8月，《範文正公講院》改為“歸德府學堂”。從此，功績卓著的書院從中國教育平臺上徹底消失，西方文化的教育方式延續開來。

有學者指出：應天書院生於民間長於民間，它用並不偉岸的身軀，為眾多寒門學子搭建了一個遮擋風霜的平臺，使他們在這裡得到文化的啟迪，從而成為華夏文化的傳承者，甚至步入治國安邦的行列。商丘自古就是孕育思想、盛產文化的地方。老莊的道家、孔孟的儒家、墨子的墨家，都與商丘有著千絲萬縷的地緣關聯。其間因為戰亂紛爭，這裡也曾一度陷於停滯和沈寂，出現了文化與思想的真空。但到了宋代以後，由於社會環境的改善和應天書院的建立，這裡重新實現了文化的復興，應天書院培養出來的眾多天之驕子貢獻了豐碩的文化成果。應天書院使辦學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由家而國的格局初步形成，辦學理念更加先進，辦學思路更加開闊，知識面也得到更大範圍的拓展，為現代學校體制奠定了基本的雛形。

教學

概況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范仲淹慕戚同文之名，從山東淄州(今淄博)求學於南都學舍。當時書院由戚舜賓主理，辦學時奉以「製為學規，課試講肄，莫不有法；寧親休沐，莫不有時；曲盡人情，人尤樂從。」應天府書院當時的執教者多是戚同文的再傳弟子，均為書院的名師，授以儒家經典，以六經為教材。

應天府書院提供免費教育，學生多為貧寒好學之士，形成刻苦嚴謹的學風，早年書院伙食不善，范仲淹求學時就有「五年未嘗解衣就枕」、「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之說。

應天府書院被納入地方官學管理後，宋初政府通過賜書、賜匾額、賜學田等加強對書院的控制，但教育方針和教學方法上，書院仍有保留私學教育的特點。宋仁宗天聖年間，文學家晏殊任應天知府時，曾為書院聘請名師任教，書院規模得以進一步發展；1027年，范仲淹因母親去世辭去了興化縣令的職務，在應天府居喪時，亦於此地任教，四方學子紛紛慕名就學，其治學精神和憂國憂民的言行譽滿全國，書院在全國聲望空前，一時「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儼然為中州一大學府。

學生、師資

范仲淹主持應天府書院時，擇生只有品德和學業上的基本要求，沒有年齡、身份和地域的限制，生徒來源廣泛，院生可以隨意流動，不受地域、學派限制，均可以前來聽學。

學者來自不同學派，晏殊、孫復、胡瑗均曾在應天府書院講會，其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張時而引起辯論，學術氣氛濃厚。

課程

范仲淹掌管應天府書院時，總結先師戚同文的教學方法，為書院制定出一系列學規，要求「為學次序」和「讀書次序」，嚴格要求院生學習。《上執政書》提出「固國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事」6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舉、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書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學院的基本課程是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樂》和《春秋》，強調「夫善國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學生會按照不同專長而入讀各項分科，課程主張學以致用，提倡實地考察，即所謂「明體達用」。范仲淹說：「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於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在「經濟之才」的總要求下，還要培養專業人才。他亦把「德」說成是人性所固有的，他主張選拔人才要德才兼備，且首先注意德。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向學生講學，但大多是提綱挈領的，並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釋串講，只給學生提示，再由學生提出疑難，作針對性討論。應天府要求教師作表率，每當給諸生命題作賦，范仲淹會先作一篇，掌握試題難度和著筆重點，使諸生迅速提高寫作水平。由於范仲淹在道德學問上堪為表率，學風甚濃。

 國家地位

宋仁宗慶曆年三年（1043），擔任宋廷參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貢舉、擇官長」等十項改革主張，取胡瑗蘇湖教法改革當時教育系統，期時應天府已升格為南京國子監，先行實施改革，一改當時崇尚辭賦的浮淺學風，重經義、重時務、重實際。

范仲淹執教應天府書院時，經常教導學生要「從德」，而不能僅以科舉仕進作為求學的最終目的。在他提出的「為學之序」中，學、問、思、辨四者也是最後落實到「行」上。後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講院碑記》，建藏書樓，回顧范仲淹的講學生涯。

 

 

출처 : 한국서원이야기

글쓴이 : 박성진 원글보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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